性格少数派(少数派捷径库)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第5章 阿拉伯文明

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以及伊斯兰教

伊朗政治上的衰竭，最主要原因在于喀斯鲁二世和赫拉克略皇帝的战争消耗了国力。但是当伊斯兰教的教众们入侵时，萨珊王朝正处于全盛时代。公元610—628年，伊朗的“列王之王”和拜占庭的“恺撒”正进行着长期的战争。而就在这个过程中，穆罕默德已经统一了阿拉伯，并且创立了伊斯兰教。

事实上，在穆罕默德到来之前，阿拉伯人只是些未开化的蛮族。他们所说的阿拉伯语被发现于中部阿拉伯，属于赛姆族语言。而且这种语言和埃塞俄比亚语、南部阿拉伯语一样，都是赛姆族语的南方分支。在公元6世纪时，阿拉伯语成为文学上的语言，是所有诗人表达心意的媒介。这些诗人代表着东方文艺界的伟大形象，主要有：死于公元530—540年间的伊姆鲁尔-夸斯；活跃于公元6世纪末叶的安塔尔。伊姆鲁尔-夸斯是贵族纳吉德的儿子，他年轻时四处冒险，过着骑士游侠一样的生活。一直到父亲被仇家杀害，他为了报仇雪恨才投身于拜占庭军中，最后死在了军队里。伊姆鲁尔-夸斯的代表作《慕阿拉夸》，主要用美丽多彩的想象力歌颂了心中所爱。这些华美的句子充满了古朴自然的迷人色彩，后来常被阿拉伯的古典诗人所引用。依照时间先后论，安塔尔是伊斯兰教时代以前第二位伟大的诗人，他是著名领袖和黑奴所生的孩子。最初，因为身世关系，他被划分为奴隶。但是个性好强的安塔尔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家中争到了应有的地位和身份。他的作品运用牧歌似的隐喻歌颂了“羔羊般温柔的情妇，可爱的阿布拉”的美貌。安塔尔的作品题材不局限于爱情和女人，也会描写部落间的斗争、家族间的世代仇杀，和骆驼与马匹对人的忠诚行为。安塔尔的一生多在军营中度过，最后被仇家杀死在了战场上。我们都知道，安塔尔的名望是由著名的《安塔尔传奇》带来的。这个故事是在公元9—12世纪根据民间诗歌编成的，整体旋律十分优美，仿若一首史诗，其中情节也颇为变化生动。细细品读，我们能感受到古老的“贝都因人”^[1]，即游牧人，那粗犷而自由、富有豪气的精神。

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族人在整体历史环境中的地位都不高，与其人民性格是很不相称的。当时的阿拉伯人仍旧信奉着原始的异教，各个氏族都区分得极为细致。虽然他们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处于全然无政府主义的落后状态，但是仍有具备很强诗才和豪迈性格的天才出现，展现出卓越的如火一般的热情。这时的阿拉伯民族在精神和军事上，都充满了巨大的潜力。在穆罕默德取得大权之前，这股潜在的力量还有待开发。

公元570年在麦加地区，穆罕默德出生了，他属于掌握贸易权利的古莱氏族^[2]。严格来说，他是一个沙漠商队经纪人的遗腹子。为了谋生，年轻的穆罕默德以赶骆驼为职业，接触到了阿拉伯的各个不同部落。有的部落信奉犹太教，有的则信奉奈斯托利安派基督教。因为职业的便利，穆罕默德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并且在接触这些不同的人时，他渐渐肯定了自己的思想成果。

当穆罕默德还是一个热诚、豪爽的年轻人时，他开始接受作为先知的“天启”，对一切崇高目的都充满热情，并且拥有远超同龄人的智慧。从前的阿拉伯各部落有着偶像崇拜的传统，对麦加城卡巴神殿的“黑石”十分迷信。对此种状况，穆罕默德决定推行彻底且简单的一神教，将人们的思想境界提升到一定高度。而且从前的阿拉伯各部落内战连连，在日复一日的争斗中消耗彼此的力量。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他们的生活堪称是一盘散沙，急需一个民主且有凝聚力的政权。此时的民众还处在未开化的状态中，保留着许多残忍野蛮的风俗，需要加以训练和教化。所以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以此为己任不断努力。但是在当时，仍然有其个人不可逆转的时代局限性，所以穆罕默德在传播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仍旧带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实际上，这种色彩并不影响宗教体系的一贯性，反而在实践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而且穆罕默德的理论具有极强的操作性，能够使阿拉伯人民在自力更生的同时也将道德水平大大提高。与祖先相比，那时的阿拉伯人民在精神层面取得了极大进步。

在明确了教义方针，产生了一神教的观念之后，穆罕默德开始与更多的人分享自己所得到的真理宝藏。开始时他的灵魂怀着一片热忱，向周围的亲属们布道。但是这些亲属大多是麦加城内异教的贵族，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肯听信这些真知灼见。执着的穆罕默德将目光转向了麦加城的老百姓，以及其他部落的阿拉伯人和异乡人，耐心地向他们传授自己的思想。他对每一位穷人都如朋友一般，以至于后来家里挤满了人。不论贫富贵贱，也不论信仰与血统，穆罕默德对待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他进行了无数次激情澎湃的即兴演讲，面对着所有人宣扬真主的唯一和社会的平等。这些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如燎原之火，在居无定所、受尽生活苦难的阿拉伯人中传播。真理如烙印一般留在人民心中，同时也触怒了许多人。比如麦加城中的贵族，特别是靠朝拜偶像而得利的古莱族人，一心要杀死这个宣扬不同思想的异类。聪明的穆罕默德及时得到消息，提前逃出城中到麦地那避难。那里的居民和麦加人是世仇，对他的到来十分欢迎，甚至还拥戴他成为领袖。公元622年6月25日，是穆罕默德出逃的日子，后世的人们将这一天作为伊斯兰教的纪元，称其为“黑吉拉节”。

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随后，他成为统治全城的领袖，计划着统一阿拉伯。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难度极大，耗费了穆罕默德10年的光阴。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停止过战斗，并且处处显露出“先知”的英雄一面。在征服了阿拉伯各部落后，他又用8年的时间才征服了麦加城。那个城市的人们执拗地尊崇着异教，不愿意接受任何破坏卡巴神殿信仰的改革，甚至不惜用流血牺牲来维护这种信仰。公元624年，穆罕默德在巴德尔战胜了麦加人。但在公元625年，他又在乌胡德被这些顽固的人们打败。随后的公元630年，经过艰苦奋战，穆罕默德终于攻克了麦加——令其又爱又恨的故乡。作为胜利的一方，他毁掉了麦加人崇拜的黑石，却宽宏大量地饶过了他们。这样的做法既合乎政策，又表现出了教义的仁慈。穆罕默德并未将原来的卡巴神殿毁掉，而是将其改为一座礼拜寺。麦加仍旧是宗教上的首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同时，这座受人瞻仰的神殿也被赋予了神圣庄严的气氛。

在阿拉伯民族完全统一之前，穆罕默德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需要征服开伯尔的犹太分子，以及也门、哈德拉芒特、俄曼和纳吉德的异教部落，并且让这些人改变宗教信仰。完成这个挑战之后，穆罕默德迅速返回了麦加。此时的阿拉伯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并且有着统一的信仰，产生了空前的凝聚力。公元632年3月，穆罕默德组织了第一次盛大的穆斯林参礼，有十万人以上的信徒参与。这场盛会所代表的真正含义在于，“先知”的理想终于达到了。但是将近20年的斗争却损耗了他的身体，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穆罕默德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便召集信徒做了最后的训诫。他说：“你们大家要认真聆听我的话，因为今后一年内我不知还能否与你们在一起。你们要彼此友爱，正直相处。每个人的生命财产，都要被视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有人接受了别人的好意，要学会回报对方。你们将在真主面前陈述自己的行为。平常要多倾听女人们的声音，因为她们是你们的伴侣，你们要像真主托付给你们的一件好事一样对待她们……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兄弟，你们是一家人。要谨慎地防止一切不义行为出现……”说完这番诚挚动人的告诫后，穆罕默德向天空举起双手，大声呼道：“啊！真主，我是否已经说完了该说的话，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信众们齐声回答道：“是的，您已经完成了。”听完人们的心声后，他继续说：“啊！真主，请接受此证言。”随即，人们便各自散去。我们都能看出，这次集会有着圣经一般的单纯，是用宽宏包容的胸怀召唤人道思想。这盛大的景象感化了最后几位犹疑不定的人，他们成功归信了“先知”的教义。几天之后的公元632年3月8日，穆罕默德见证自己事业的成功之后去世了。

人们常惊异于伊斯兰教那惊人的扩张速度，不停探究这股强大力量背后的秘密。这不只是因为伊斯兰教拥有比其他异教更为崇高的理想，主要在于它的诞生恰逢其时。在恰当的时机来到这个世界，证明了伊斯兰教能够满足阿拉伯人民的宗教需求、社会渴望和政治野心。实际上，伊斯兰教并未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太多创新，不过是顺应时代趋势罢了。在几个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就开始了暗中的进化。只不过这种沉默的进化，是由穆罕默德所创建的伊斯兰教引入高峰，并且展示给世人。

就宗教教义来说，穆罕默德的思想不过是对已有各宗教思想的简化与综合，例如犹太教、基督教和玛兹达教。伊斯兰教的圣书《古兰经》或称《可兰经》同样借鉴了其他宗教的书籍和思想，如《圣经》《希伯来法典》《福音书》和《阿吠斯陀》。经过研读后，我们还能发现《古兰经》的内容中，犹太教的教义占了很大一部分。具体来说，《古兰经》中的真主安拉就是以色列人古时信奉的“战神”耶和华。他是一个严厉而且抽象的神祇，并非是以唤起人们理智为宗旨，而是要最大程度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除此之外，穆罕默德还从犹太教义中借鉴了东方人所必须遵守的养生规则，即要斋戒沐浴、行割礼、禁止食用猪肉和禁止饮酒。他不仅承认《摩西王书》的灵异特色和摩西的神圣使命，还承认《四福音书》中基督的使命和宗教特色，同时也认可圣母玛利亚的尊严。论及穆罕默德对基督教的态度，应称得上是有选择性的借鉴。虽然他不认可对基督的尊崇、对圣者和圣像的礼拜和整个教会组织，但是却沿用了基督教中在道德方面的思想作为教义基础，宣扬灵魂的不朽、死者的复活、最后的审判和天国地狱等。同时，因为这些思想是传教给东方人士的，所以会将天堂描述为一片乐土。所以综合来看，穆罕默德的某些箴言既具有福音书似的精神，同时又有着类似基督教一般的仁爱色彩。例如，他常常反复训诫信众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不要追究同胞的过失”“真主会宽恕那些诚心悔过的人，因为他的胸怀是宽大而慈爱的”“想要感动真主并不需要付出血与肉的牺牲，而是要召唤出你的怜悯心”“正义行为在于信仰真主、帮助穷苦的人、赎放奴隶、多行赈灾救济的事、保持不欺骗的诚心。信徒们应当把自己得到的最好的事物慷慨赠予穷人，在他们行善时应当受到赞美。如果有人在暗中行善助人，那么更应称赞”。从这些具体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穆罕默德的思想不仅受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了玛兹达教的影响。比如，玛兹达教的教义曾间接启发了他对于天使的说法。而且奥尔玛兹德和阿里曼的大争斗，和类似的耶和华与撒旦的争斗，直接启发了穆罕默德关于安拉和伊布里斯永久争斗的想法。

奥美雅王朝的文明

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在政治上实现了完全的统一，在精神方面热烈地尊奉着绝对的一神教。它也只有一个道德标准，那就是《古兰经》中规定的道德，简单、纯粹，而且胸怀博大。同时，阿拉伯也只剩下一个社会组织，即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由“先知”建立的既是神权政治，又是教主政治的国家。此后，阿拉伯人的事业便是征服东方世界。

在生前，穆罕默德没能见到所谓的“吉哈德”，即伟大的战争或者圣战。这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继任者“哈里发^[3]”发动且取得胜利的。具体来说，穆罕默德的“哈里发”也就是代理人们共有以下四位：阿布·巴克（公元622—634年）、奥玛尔（公元634—644年）、奥斯曼（公元644—656年）和阿里（公元656—661年）。在那个时代，拜占庭帝国和萨萨尼王朝的波斯长期交战，导致双方的国力整体衰弱。这给了阿拉伯人可乘之机，先后成功消灭了这两个国家。公元634年在阿吉纳达因的战斗和公元636年在雅库萨的两次战争，使阿拉伯人赢得了两个省的领土，即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巴利斯坦和叙利亚。在后来的公元640—642年间，阿拉伯人又征服了埃及。随后，公元637年在夸地西亚的战争，和公元642年在涅哈文德的胜利，使得他们继续成为了埃及的主人。在这旷日持久的战斗中，各个政权的实力对比开始发生变化。拜占庭帝国先后失去了叙利亚、埃及和非洲的领土，但是它还保持着对小亚细亚地区的控制。而统治波斯的萨珊王朝失去了全部领土，被完全并入了阿拉伯人的版图中。在短短数年内，阿拉伯政权的统治范围很快从非洲和图拉斯山脉扩展到乌浒河与印度河流域。公元第8世纪时，这个强大的政权甚至越过了乌浒河，从伊朗王朝的手中夺得了外乌浒河地区的控制权。那时的伊朗王朝由突厥人统治，并且是中国的一个藩属。

上述我们提到的这四位“哈里发”，在公元622—661年期间掌管着阿拉伯政权。他们带领和指挥军队四处征伐，完成了本国政权在统治范围上的扩张。他们都是阿拉伯人，始终忠实于穆罕默德的精神，也遵循着本民族的传统，保留着这个民族的特色。他们的生活极尽俭省和朴素，仿佛没有需求的沙漠中的酋长一般，对待自己和所有人都是同样朴素的标准。在平常，他们会与本族人一起平等而且亲密地住在帐篷里。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华丽壮观的宫殿，也没有一切称得上是奢华的物件。在某一段历史时期，阿拉伯帝国这个庞大的政权，就是由贫苦的贝都因人，在四处游牧的帐篷中治理的。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不能持续下去了。因为阿拉伯帝国实质上是一个军事国家，它所建立的基础，是单纯简洁的教主政治，这代表着人们对物质文明和世俗文化的忽略与轻视。但是这样无法建立一个稳定且强大的政府，更别提去适应中东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了。事实上，在阿拉密阿—拜占庭政权曾统治过的叙利亚和萨珊王朝曾统治的波斯，这两地的人民，纷纷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战胜了阿拉伯人。一般而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无形的战争为“和平的报复”。

古莱氏贵族是阿拉伯最强大的氏族之一，它的分支之一就是奥美雅家族。在征服叙利亚之后，奥美雅家族便被委任去管理那个地区的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奥美雅族人便习惯了当地的生活，被叙利亚文明所同化。所以根据史料记载，第一个实施这种“和平报复”的是叙利亚人民。但是当时统治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即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始终拥护正统的伊斯兰教精神。不久后，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与半叙利亚化的奥美雅家族发生了冲突，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阿里战败后，奥美雅家族的摩阿维亚于公元660年即位，成为新一任“哈里发”。

公元660—750年，阿拉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都是奥美雅家族的人，所以又称为奥美雅王朝。这一时期，奥美雅王朝以大马士革为首都。虽然被叙利亚文明所同化，但是王朝的“哈里发”们并不会抛弃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他们运用智慧，为前任统治者的神权政治添加了世俗元素，并促成了整个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在这种统治之下，阿拉伯帝国竟然与从前的叙利亚帝国有些相像了。在行政机构的设置方面，阿拉伯统治者们借鉴了拜占庭帝国的做法，并且聘请了大量希腊与叙利亚的官吏，特别是叙利亚的基督徒。他们在宫廷中把控着极大的权力，如摩阿维亚的首相——萨尔江·宾·曼苏尔。

受到叙利亚文明中世俗成分的影响后，奥美雅王朝的“哈里发”们开始享受奢靡的生活。这些以雅齐德或瓦立德为名的统治者，在大马士革的王宫中过着令伊斯兰教信徒们蒙羞的生活。他们本是来自沙漠的子孙，却开始显得有自由精神，不仅嗜好诗歌与艺术，而且对此甚至有些一知半解的知识。与俭省朴素的祖先们对比，他们的变化可谓是令人意外的。比如，于公元680—683年在位的雅齐德一世就酷爱行猎和宴乐，整日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对美酒十分在行。虽然，他轻视宗教，但是颇有教养，整体的行为作风完全不像是“先知”的同伴，反而像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塞琉西王。这种作为太过高调，很快就引起了保守势力的反对。为了反击，雅齐德一世开始纵容或者唆使犯罪行为。公元680年，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一家，在克比拉地区被杀害。流血与牺牲加深了两股势力之间的仇恨，也引发了巨大的祸患，使得伊斯兰教内部分裂为两个互相仇视的教派。其中，阿里家的复仇分子反对新朝政权，被称为什叶派；而多数人倾向于拥戴新的势力，被称为逊尼派。

从此以后，奥美雅王朝的诸位统治者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穆斯林皇帝。他们彻底抛弃了祖先的俭省传统，开始在大马士革修建宫廷，希望能与拜占庭帝国的宫廷相媲美。具体来说，在这些君主眼中，需要有能够与“圣宫”和“圣苏菲亚教堂”不分伯仲的王宫和清真寺。他们特意雇用希腊建筑师创造阿拉伯艺术，其创作思路是借鉴拜占庭的艺术风格，以满足伊斯兰教的需求为宗旨。所以，阿拉伯艺术所产生的主要建筑形式是清真寺，或被称为“玛斯吉德”与“杰米”。

清真寺的建筑结构十分特殊，它的首要部分是四道平顶的列柱圆拱廊殿。阿拉伯语称之为“里瓦克”或“里完”（廊殿），来源于波斯语中的“埃完”。这四道柱廊围成一个方形的庭院，被称为“萨哈尔”，院中设有“大净”即沐浴用的喷泉。面向麦加城方向的是正廊，它的面积大于其他三面，屋子间数也多，是主殿所在的位置。这里的房屋常作接待之用，是众多信徒的祈祷之地。主殿的结构规整，常被一个有格子孔的木障子分为两部分。在后墙位置指向麦加城方向的壁龛，便是“密赫拉布”和传教者的讲台，被称为“明巴尔”（讲坛）。最后，在这座建筑物的侧面还有一座或多座尖塔，被称为“望月楼”。招祷司就从这上面召唤信徒们祈祷，即做“拜功”。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这些建筑物借鉴了叙利亚的基督教的长方形教堂的设计。具体来说，那些用来斋戒沐浴的庭院相当于罗马建筑内的中庭；柱廊“里完”相当于古教堂中的前廊，也和法国哥特式教堂中的通廊作用相同；格子孔障相当于圣堂隔板；“密赫拉布”相当于一个小型的主教宝座；高高的、被称为“望月楼”的尖塔，则相当于钟楼。在装潢方面，叙利亚地区的清真寺的布置也与拜占庭帝国的教堂陈设类似。它们都用着大理石、各种宝石和珍贵金属，以及珐琅镶嵌细工等。

奥美雅王朝主要的纪念性建筑物，大多都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有一座“库巴特·埃尔-萨克拉”即“圣岩堂”，它被误称为“奥玛清真寺”。之所以被称为“圣岩堂”，是因为这座建筑物是八角形状，上面有一个圆屋顶，建造在圣经传说中的神圣岩石之上。事实上，在建筑学的标准中，这座“圣岩堂”不应被称为清真寺，它是一座灵庙或礼拜堂。公元691年，“哈里发”阿布德·埃尔-马立克下令修建了这座建筑物。其特殊之处在于利用了拜占庭的材料，如圆柱、柱头等。除此之外，他还下令在这附近修建了埃尔—阿夸萨清真寺，主要借鉴了查士丁尼一座初期教堂的设计。公元708年，瓦立德教主下令在希俄多西皇帝的教堂的地基上，依照大马士革的清真寺的设计建造了奥美雅清真寺，又称大清真寺。经过蒙德·劳瑞士的允许，我们在这里附上了一些大清真寺的优美照片。它建在一个长方形的平面上，其中主要的“里完”连同“密赫拉布”和“明巴尔”设在了较为宽敞的南面。这座建筑物最主要的特色是有三座高高的尖塔，各自的名称是“约婚塔”“耶苏塔”和“夸伊特-比”。较为奇特的是，只有第一个高塔与原建筑物属于同一时期。大清真寺与叙利亚地区的清真寺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这里的一部分圆柱是从以前的建筑中取来的，并且是拜占庭的样式。在大清真寺内部，特别是左右两侧的翼廊，都镶嵌着细致工整的装饰物。这些精美的装饰出自希腊设计师之手，是“哈里发”瓦立德特意从君士坦丁堡请来的。近日，德·劳瑞氏在大马士革的大清真寺建筑中发掘出一些残片遗迹。这些精美装饰与其设计风格属于奥美雅王朝。还有在耶路撒冷的“圣岩堂”，它那外圈到柱间圆拱里面的镶花装饰，其主要色调是浅蓝或者深蓝色，其余部分是在金色底色上用棕色花纹点缀。仔细观察，我们还能看到从瓶中伸出的葡萄叶花纹。这种装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在这些珍贵的作品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阿拉伯人的奇妙幻想，与古老的拜占庭主题结合了起来。这样的结合是第一次出现，为后来的东方装饰艺术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学习素材。比如，其特有的藤蔓花纹和库发式花字体。

随着时间流转，奥美雅王朝在继承叙利亚文明的基础上，也创造出了独有的文明。这种闪烁着光辉的文明，在日复一日中，会变得越来越耀眼。人们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当初的伊斯兰教革命，只是为了将大马士革设为首都一般，其他的事物与从前别无二致。盛极而衰是亘古不变的历史流程，随后奥美雅王朝被波斯人发起的叛乱所覆灭。与此同时，叙利亚文明在伊斯兰教中的霸权地位也渐渐丧失了。

阿拔斯王朝^[4]的文明

自从克比拉的悲剧事件之后，奥美雅王朝的势力逐渐成为正统。这在阿里家族一派的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窃夺行为。这一派势力被称为什叶派，在阿拉伯和波斯都收获了众多追随者。虽然，这股势力遭到了打击，但是，在一段时期的颓然后，又恢复过来。这也在侧面证实了，阿拉伯人能够建立新的宗教并统治伊朗，但无法吞并伊朗民族的文化。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区，阿拉伯人用语言在种族上同化了当地人民。但是，对雅利安主义思想的统治，阿拉伯人的努力却可以说是收效甚微。在波斯地区，语言方面的持续性从未中断。在研究人员发掘出的一份属于公元9世纪初期的波斯语文件中，我们能看到这种语言，它已经开始有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正是在萨珊王朝时代，由南方的帕拉维语发展而来的。原有政权被颠覆后，波斯人不得不改为信奉伊斯兰教，但是，他们没有像其他美索不达米亚国家的人民一样被同化。表面上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在内心保持了本来面目。新的波斯从这种统治中，汲取到了新的元素，甚至，还从中绽放出新的生命机会。怀着包容的心态，吸收外界信息，使得波斯人从之前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解放出来。在后来的穆斯林革命中，他们同样表现出了活力，并且，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更加敏锐、活跃而且热烈的思维与认知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教对伊朗人所起的作用，就像是基督教为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一样。这两个赛姆人的宗教，在各自范围内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其中一个将波斯人同化为穆斯林，另一个则将基督教传播至欧洲各地。而在此之前，伊朗由萨珊王朝统治，西方世界以希腊和罗马政权为主。在此之后，东西方世界都变得无比富足且复杂。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异国宗教与本民族精神之间的对立。对立会加剧双方矛盾，给当地的人们带来被歧视或被当作异类的感觉。有这种感觉的存在，双方会更容易发生猜疑和斗争。

为了反抗奥美雅王朝，波斯人自发而热烈地拥护什叶派，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任何行动就都有了正当理由。就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这种活动有一个合理的目标——拥戴阿里即位为哈里发。因为奥美雅氏族强势霸道，排斥穆罕默德一家和他的女婿。在与逊尼派决裂之后，什叶派重新划定了宗教统治者的继承规矩。他们用“伊玛目^[5]”代替了哈里发的名号，并且，规定这些人必须在阿里的后代中选出，以保证对穆罕默德的忠诚。不仅如此，这种论调也开始与波斯人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据说，阿里的儿子、克比拉殉教者之一的“伊玛目”胡赛因，曾经娶了萨珊王朝末代皇帝雅兹达伽德三世的女儿。在当时的情境下，阿里和胡赛因的遇害，已经成为一种人人谈论的话题，能够强有力地带动起什叶派教众的情绪，并将他们紧紧凝聚在一起。除此之外，什叶派还提出了新的说法，将“玛狄”宣扬为救世主，认为，他将会在世界末日时胜利归来，带领人们在大地上建立起真主的统治。这样的形象与基督教中的救世主弥赛亚类似，也与祅教中的“琐希安特”有相像之处。“玛狄”的说法，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了什叶派教众们愤怒的情绪。

这股情绪背后，往往隐藏着被人利用的软弱。在显贵的阿拉伯家族——阿拔斯族眼中，什叶派的这种怨怼是可以借用的一股力量。同时，波斯民族在政治上的再次崛起，使整体局面开始了新一轮的洗牌。阿拔斯家族也与“先知”有亲缘关系，乃是穆罕默德的一个叔父的后裔。而且，这个显贵的家族与阿里家族，也存在着紧密的姻亲关系。公元747年，波斯的科拉桑，在有心人的鼓动下背叛奥美雅王朝。经过三年的战争，无数人的流血牺牲推翻了奥美雅政权。公元750年，反叛军的领袖阿布尔-阿拔斯自立为哈里发。未胜利之前，他以为什叶派讨公道作为借口发兵起义。身居高位后，他无情地撇开了阿里家的“伊玛目”们，仍将其作为反对派对待。

什叶派的权力被从前的伙伴夺走了，但是革命的胜利却并非毫无意义。对于波斯人来说，阿拔斯政权的建立，就意味着他们在阿拉伯帝国中的胜利。在阿拔斯王朝的军队中，大部分骨干分子都是伊朗人。新的政治格局建立后，这些骨干也未被抛在脑后，反而被邀请去一起分享新政权。在国家机构各部门执行任务的，也大多都是伊朗人。这种奇妙的组合，就像是奥美雅王朝中的叙利亚人一样。在战败后，奥美雅王朝的遗族撤退到因脱离了阿拔斯帝国的统治而独立的西班牙政权中。公元756年，他们建立起一个反国教的哈里发国家。随后在公元969年，埃及人民从阿拔斯王朝中分裂出来，成立了法提马帝国，这是另一个反国教的哈里发国家。因为有两个哈里发国家的存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范围仅局限在亚洲。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固，阿拔斯王朝就更加倚仗国内的伊朗人了。

推翻奥美雅王朝后，阿拔斯政权的君王们不再住在大马士革。经过周密的思考，他们将居住的位置挪到了伊朗或者巴比伦。除了是阿拉伯世界的门槛之外，巴比伦还是过去沙普尔诸王和喀斯鲁诸王的帝国所在地。公元762年，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埃尔-曼苏尔建立了新都巴格达。不久之后，这座都城将会成为东方第一大城市。即使是在巴格达，伊朗人仍旧占有优势。毕竟巴玛基德家族属于波斯血统，且掌握着阿拔斯帝国的行政大权。这个庞大的家族历经三代，始终都辅佐着哈里发的政治事务。赋予巴玛基德家族极大信任的三位哈里发，分别是埃尔-曼苏尔（公元754—775年）、埃尔-玛狄（公元775—785年）和哈琅·埃尔-赖世德（公元786—809年）^[6]。随着巴玛基德家族的势力日渐强盛，哈琅·埃尔-赖世德也开始警觉起来。公元803年，他找借口处死了巴玛基德家族的一人，开始防备着剩下的人。赖世德的这种警觉没能扭转局面，只是将伊朗人的胜利推迟了一些而已。他死后不久，两个儿子因王位的继承产生了冲突。其中，阿拉伯人拥戴埃尔-阿民，而波斯人拥立埃尔-玛蒙。而波斯人之所以会选择玛蒙王子，是因为他母亲是波斯人。公元813年，玛蒙在母亲和同族人的支持下胜利即位，并在位二十年。这样一来，伊朗赢得了领导者极大的信任，开始变得势力大振，甚至，开始宣扬加入了什叶派。

在阿拔斯政权建立的初期，阿拉伯文明或者阿拉伯—波斯文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最高峰。这种文化方面的昌盛繁荣，往往与君王的个人功绩密不可分。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哈琅·埃尔-赖世德。他是一位睿智聪颖的国君，是古老门第的阿拉伯贵族的真正典型。相比其他地方统治者来说，哈琅·埃尔-赖世德的胸怀都是一等一的豁达。他慷慨磊落且诚恳大方，在巴格达款待使臣的次数都难以计算。相比之下，尼尼微、巴比伦、亚历山大利亚和拜占庭等地区的奇珍异宝则较少。在著名的故事《天方夜谭》中，就描写了哈琅·埃尔-赖世德那奢靡的生活，连拜占庭女王爱丽妮的使者都被震撼。除此之外，他还与查理曼大帝和唐代的中国人士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在哈琅·埃尔-赖世德的心中，时刻谨记着君王的重大责任。从巴玛基德家族被贬黜一事中，我们能看出这一点。除此之外，哈琅还想要自己出任首相，直接去接近所统治的人民。在这方面，他与法国的路易皇帝是相同的，亲自上朝解决百姓的纠纷。哈琅的机智与聪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为“公平的哈琅”。每当夜色来临时，一天的琐事就此结束。暂时卸下君王重担的哈琅会改变装束，乔装成一个普通人的样子，睡在巴格达的街道上。他和这座城中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混在一起，与他们聊天，耐心地问起民间的生存状况，有没有什么心愿与需要。

阿拔斯帝国建立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当时物质文明的中心。在充裕的物质条件下，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出现了大量描述当时社会的阿拉伯故事。在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常常会提到巴格达和其他伊拉克大都市的富饶程度，仿佛神话一般。我们可以跟随故事，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阿拔斯帝国的都城中，人头攒动的集市上，聚集了东方世界的一切物产。伊朗的商队为这里的人们运来了形形色色的货品：撒马尔罕的地毯、玛桑达兰的生丝、玛尔夫和尼沙普尔的丝织品、图斯和舒什塔尔的天鹅绒、科拉桑和阿富汗的蓝宝石和天青石、拉伊的陶器。除此之外，还有麦克兰的甘蔗和糖食，设喇子、耶兹德和伊斯法罕的美酒与香精等。还有从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非洲来的商旅，也从阿勒坡和大马士革给阿拉伯人带来了香料、大马士革特制的盔甲、金匠工艺品、精美的马具、华丽的地毯和平金锦缎。他们还会从摩索尔带来棉纱，从泰尔和贝鲁特带来五色玻璃器皿，从埃尔—孚斯塔特带来木刻、象牙盒子、香炉和陶瓦器皿。在波斯湾，有许多阿拉伯船只往来于巴士拉和印度玛拉巴海岸的各个港口。它们常常停泊在西拉夫和马斯喀特等处，给伊拉克运回了许多珍贵的货物，有马来群岛的香料，锡兰的珍珠，印度的贵重木材、棉纺品和肉桂，中国西藏的麝香和中国东部的绸缎。

位于波斯湾的西拉夫，是阿拉伯帝国的重要驻足地，相当于从巴格达到印度去的一个前哨。公元851年，商人苏里曼航行去印度和中国。这个事件与《天方夜谭》中水手辛德巴德的故事，都能从侧面印证出当时阿拔斯帝国与远东之间的密切交往，双方有着便利且繁盛的交通方式。同时，在中亚的陆路交通也是十分繁忙的。在拉伊的陶器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唐代的器皿，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空前繁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人们的精神文明也更上一个台阶。这样的进步，在智力活动方面，在于出现了诸多表现当世繁华的文学作品。在此之前，阿拉伯诗歌带着浓烈的原始味道。从前的作品最常见的主题是，讴歌商队的生活、战斗的快乐，抒发游牧人民面对碧天黄沙之奇观时热烈又单纯的情感。当物质条件不再匮乏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元素：前所未有的大量的道德观念、东方新主人们的奢华生活、骑士般的奇妙恋爱和各种优美的方言。古代游牧诗人曾写下了许多柔美浪漫的抒情诗，这为新的诗歌形式开辟了道路。在巴格达都城，一种新的宫廷诗歌开始成为潮流。它时而愉快时而忧郁，时而诙谐时而深情。其整体充满了细腻、热烈和富于幻想的情致，仿佛阿尔汗布拉宫的装潢一样轻快优美。此后，阿拔斯王朝的波斯大诗人们，也开始表现自己的灵思妙想。他们有的是纯种波斯血统，有的是阿拉伯与波斯混血。这些诗人的行文使用阿拉伯语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同时遵循着伊朗文化的风尚。比如，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阿布·努瓦斯，他的诗歌广为传诵，无论是恋诗还是挽歌，都表现出令人动容的细腻与深情。公元810年，阿布·努瓦斯去世。

除了诗歌的兴盛，阿拔斯王朝的哲学思想也开始空前繁荣。推动这些思想运动的主力是叙利亚的基督徒，即景教徒和“一性派”教徒。在萨珊王朝统治时，这些人的数量就十分庞大。在阿拔斯政权统治下，他们也有庞大的数量。值得一提的是景教徒的贡献，他们将希腊圣者的主要著作，翻译为叙利亚文，然后又将其翻译为阿拉伯语。毋庸置疑，这样的做法为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交流搭起了桥梁，对当时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景教徒具有天文和医药方面的才能与学识，被巴格达的朝廷所聘用。他们甚至还会受到哈里发的个人宠信，这也为上述翻译作品的传播助了一臂之力。同时，也正是这些人认真地传播知识，才使得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知晓了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派的哲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地理学……此后，应用哲学的思维来解读《古兰经》开始成为潮流，甚至，诞生了一种教理上的哲学，被称为“可拉姆”。这股思潮还与阿拉伯—波斯的辩术相结合，极大地开发了人们的思维方式。随后它分化出两个派别：一派名叫“穆台及力派”，这一派的人们对经书的注解展示出理性的特点；另一派名为“穆台卡林派”，是较为严格的正统思想流派。此前，阿拉伯人对古兰经的解释通常都较为古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穆台及力派的学者会赞颂自由意志的原则。还有一些人有着不同的思想，他们否认安拉所具有的类似圣经上的凡人形象，也否认真主形而上学的属性，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超越人类领悟之上的绝对原则。另一些人则认为，古兰经的一神论需要革新，应代之以一种神性内在论。公元813—833年，哈里发玛蒙掌管王朝政权。他下令在巴格达建立一座类似大学的机构，召集所有学者进行自由争辩。同时，他对穆台及力派崇尚自由的学说是公然赞许的。公元847—861年，哈里发穆台瓦基尔在位，他开始认同穆台卡林派的思想，公然支持反动的教义。在这个年代，自由思想开始受到打压与限制。

阿拔斯王朝的艺术

纵观阿拉伯艺术的发展历程，阿拔斯王朝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时代。但是，在那个黄金时代也留下了许多遗憾。比如在公元1258年，巴格达受到了自然与人为破坏，导致这座城市中的纪念物几乎荡然无存。而人们后来发掘的所谓左贝妲墓，则根本不属于这位王后。她是哈琅·埃尔-赖世德的妻子，死于公元831年。幸运的是，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拉夸地区，还保留着哈琅·埃尔-赖世德的王宫遗址。除此之外，在巴格达以北方向、位于幼发拉底河之上的萨马拉地区，也保留着许多遗迹。根据史料记载，公元836—889年，萨马拉曾代替巴格达成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同时，那里也是哈里发们的固定居住地。我们在那里能看到，哈里发穆台瓦基尔下令修建的清真寺，和他的王宫巴库瓦拉的遗址。经过德国赫兹菲尔德教授领导的考察团的发掘，和法国考古学家维俄来氏的合作研究，我们对这处遗址的认识也更深一层。尤其是对这处建筑物的外观部分，我们能够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得到一些具体的概念。就外观来看，哈里发穆台瓦基尔下令修建的清真寺，是巨大的长方形。它的四周有高高的围墙，在墙壁里侧的表层则用炼砖装饰。寺的主殿位于南面，共有25道拱廊。在其余三面，各自都有一处较小的殿堂。负责联通的廊道高度都超过了35英尺，用大理石材质的柱子支撑着。这四座大殿都面向一座广大的庭院，院内中央设有一处装饰华丽的喷泉。根据法国考古学家维俄来氏的描述，萨马拉的王宫另有一番风格。这座王宫的废墟为长方形，每一边长都超过了一公里。在它以西方向的正前面，有三座砖结构的圆拱仍然矗立，没有随着岁月侵蚀而坍塌。这三个圆拱穹隆都正面对着河流，前面通向宽阔的河谷。站在其中的人们，能够将美景尽收眼底，整体设计亦充满了端庄与优美。这里常常会举行庆祝仪式，或者作为公众朝拜觐见的场所。在这之下，是一层层宽阔的草坪、花坛和喷泉，用逐层降级的方式排列着。绕到这三个圆拱穹隆后面，我们能看到三层内廷。这样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一些排成十字形的房屋可以采集到光线。经过推测，那些十字形房屋，便是王座所在的宫殿。再向后走，能看到许多较低的房屋，里面除了起居室与卧室，大多备有豪华的浴室。再看向东面，我们能发现一个长方形大花园。在它四周，是半露着柱子的围墙。花园内有若干人工制作的瀑布，洒溅着晶莹剔透的水珠。除此之外，还有些装修华美的小亭阁互相连通。走到王宫的北面，我们能看到一处旷阔的水湾。人们想要靠近那里，可以由一条斜斜的路到达。有趣的是，这条斜路两旁，布满了岩洞和池沼。最后，绕到这些建筑群落的后面，所看到的群房便是后宫了。此外，还有专门为朝臣提供的住所。在其附近还有一座小型的礼拜寺，和哈里发的侍卫及骑兵所居住的大型外围建筑。

维俄来氏指出，王宫遗址的建筑布局普遍存在，是仿照伊朗建筑物建成的。在这些建筑群落中，混杂着多种艺术的元素，如萨珊王朝艺术、拜占庭帝国艺术、叙利亚—科普特艺术。在内部装饰方面，王宫的墙壁上都敷着一层泥灰，常被划分为格子形状。这层泥灰形成了一面护壁，高三英尺四英寸。护壁上方，则是类似三叶花形状的圆拱，而这种贴壁装饰，则仿照了萨珊王朝的设计。我们在拉夸地区的哈琅·埃尔-赖世德王宫遗址中，也能发现同样与萨珊艺术相类似的装饰物。比如，一些拱廊、圆拱和壁龛等，都与泰西封地区的塔夸—夷·基斯拉建筑物有惊人的相似。在萨马拉艺术中，这种装饰设计逐渐成熟，已经被肯定为是伊斯兰教的风格。比如，在几何图形的中心，有程式化的花朵纹样反复出现，各自以绦带相连；在末端或连接处，以成串的小珠组成瓶子或者古琴的形状，或者拼成有葡萄与藤叶相缠绕的蔓延花纹等。上述细节与知识，都能在维俄来氏的专著中找到。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阿拔斯王朝的建筑物，对后世的设计风格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波斯艺术中，而且体现在叙利亚—埃及的建筑物中。在赫兹菲尔德、维俄来和安德烈·戈达尔德等诸位学者所写的专著中，特意指出了萨马拉建筑物对其他文明的影响。比如，在埃及发掘的伊本-吐伦清真寺，是埃及遗存至今最早、最大的伊斯兰教纪念遗迹。这座清真寺的大部分设计，便是受到了萨马拉建筑物的影响和启发。公元876年，埃及总督伊本-吐伦下令修建清真寺。早在公元869年，他已经脱离阿拔斯政权的统治独立。这座清真寺整体呈长方形，长390英尺，宽425英尺。它是有拱廊的清真寺中，最为卓越的典型范例。在建筑材质方面，这座清真寺全部由砖造成。如果这些砖不是仿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么的确是埃及遗迹中令人惊奇的材料了。同样，这座建筑物中也带有伊朗文明的元素——尖顶圆拱。而且在埃及地区，这样的元素是第一次出现。最后，就装饰雕刻而言，弗罗瑞氏在伊本-吐伦清真寺发现了三种类型：直线型图案、深雕的装饰和缠枝葡萄的花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图案正与赫兹菲尔德教授在萨马拉建筑物中看到的相同。综合而言，伊斯兰教的装饰，主要有两种成分：几何画和植物性的花纹。究其深层原因，这是为了避免采用动物图案而设计的。

阿拔斯王朝初期，陶器艺术同样大放异彩，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从拉伊、桑坚、苏萨、萨马拉和埃及的福斯塔特等地区，学者们发掘出许多那个时期的文物遗迹。根据已故学者培扎德氏的推断，其中有许多件文物可以追溯至萨珊朝时代。但这种推断流于表面，是片面且错误的说法。虽然，这些文物看起来有萨珊王朝艺术的风格，但在实际上是早期穆斯林的作品。这一结论，最初是由维格涅耳氏提出的，后来，科克林氏又对苏萨和萨马拉出土的标本加以对比，才最终确证为是可靠的说法。这些文物，应当属于短期首都的繁盛时代，即约公元836—889年。在苏萨，我们观察了大量出土陶器，能发现其形制的先后顺序与萨马拉出土的陶器相同。它们都有如下几种类型：有的是无光面的乳白色杯子，上面装饰有钴蓝色或者近似于绿色的图纹，常以程式化的簇叶或花朵纹为主要形式；有些光面的杯子，以黄色或绿色为底色，在上面浅浅地刻画描绘着几何图案或者棕榈树的花样；有的是一些外形优美的杯子，表面多为黄色、绿色或赤金色，上面装饰着程式化的簇叶、圆徽和花朵的图案，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动物的装饰图案，整体有一种富丽堂皇的效果。1926年，学者科克林氏在叙利亚写下了专著《萨马拉的陶器》，对这种陶器艺术进行了详尽的叙述。

在阿拔斯王朝，主要制作陶器的中心城市是拉吉斯，又被称为拉伊。在波斯帝国时代，这座城市便已经十分著名，占据着重要地位。公元1221年，出于种种原因，拉吉斯城被毁灭。在拉吉斯城出土的杯碗等陶器，有着各式各样的设计。有的是粗面的器皿，在整个底子上布满浮雕的花纹，常用淡蓝色装饰；在其他光面的橄榄绿色器皿上，则表现出对人像的精妙处理技术，比如圆脸骑马人题材。纳扎尔·阿伽拥有许多文物收藏品，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圆脸骑马人图像，便是从他的藏品中的一只碗上复制得到的。这类器皿的艺术成就已经远超阿拔斯王朝本身的水平，几乎达到了13世纪塞尔柱王朝全盛时期的水平。学者维格涅耳氏曾提出辨别拉伊城出土陶器年代的正确方法。具体来说，如果我们能在陶器边缘内侧发现一圈花环，那么，便可以断定它是公元9世纪的产物，如果未能发现花环图案，那么陶器便属于公元13世纪。

阿拔斯王朝的伊朗工匠们，更侧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勾勒。在这些陶器文物的图画上，能成功发现此种规律。这正与萨尔和赫兹菲尔德两位教授对萨马拉壁画的研究结论一样。根据赫兹菲尔德教授的研究，哈里发王宫墙壁上所装饰的人物或者动物图案，与此前的希腊—立凡特画派风格十分相似。虽然那些图案与以后的波斯细密画也较为接近，却更偏向于希腊—立凡特画派的风格。而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萨马拉女性形象多是卵形脸型，令人联想到某些“利凡特”，即东方式的人物。斯坦因爵士在《古代和阗》卷一中发表了内容，是有关3世纪中国新疆米兰的佛教壁画上《须大拏太子本生经》一图，其中有许多“利凡特”式的人物。此外，在一些男性的典型形象中，我们也发现有拜占庭以前的“利凡特”式的艺术风格。比如，赫兹菲尔德教授所复印的一个基督教牧师的肖像，与库芒特氏所研究过的道拉·欧罗波斯的壁画上的形象，有相同之处。最后，在萨马拉发现的动物形象，也与玛兹达教时代的波斯艺术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比如，那古朴的骆驼行列，令人想到波塞波利斯的风貌，而圆徽中的鹿类动物，则使人联想到塔夸—夷·布斯坦地区的景色。在这一系列的观察中，我们也遇到了“迟来的古物”，在德国术语中被称为“Spatantike”。具体来说，就是具有罗马—萨珊文明风格的设计元素，还残存在伊斯兰教时代的古文物中。正式的伊斯兰教绘画一直到后期，才在小型细密画中出现。

在萨马拉的大幅画和小型细密画两种作品之间的过渡阶段，还存在着一些特别的画派。比如，勒·考克氏的考察团在中国新疆发现了吐鲁番的摩尼教绘画，它属于第8至9世纪。这种画作具有波斯小型画的作风，极为细致、妩媚。同时，在整体的布局与处理方面，它与萨马拉绘画作品的风格相似。综合所言，在伊朗本部文化的连续性虽然有所中断，但是“大伊朗”常为此提供上下衔接的必要环节。甚至，我们不需要离开伊朗本土，就能够在仔细对比中看到以下细节：一方面萨马拉的一幅壁画作品上，有一位拜占庭—阿拉伯风格的男子，他蓄着胡须、外形修长且精神奕奕；另一方面在13世纪的阿拔斯王朝，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巴格达派手写本上，其插图中刻画的人物形象是典型的赛姆族人。这两种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竟然在某些细节方面有惊人的相似。巴格达派手写本的插图种类有许多，比如代俄斯科利斯手写本上的插图，和维未氏所收集的最早期的小型细密画作品。

哈姆丹尼王朝的社会

随着时间的发展，阿拔斯王朝的统治政权也发生了变化。那些驻扎在萨马拉的哈里发，是这个帝国最后的统治者。发展至后期，哈里发将王朝的中心转移到巴格达，直到公元1258年。在那一年，王朝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即旭烈兀率领的蒙古兵攻陷了巴格达都城。从此以后，阿拔斯王朝的局面走向了分裂。虽然波斯承认哈里发的宗主权，但此时的伊朗人已建立了若干的不同的小型政权。比如，在阿拉伯本土，即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地区，也同样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小朝廷。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纯阿拉伯人（也门人）的哈姆丹尼家族。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和叙利亚北部，建立了两个以“爱弥尔^[7]”为领导者的国家。其中一个政权位于毛希尔，即今天的摩索尔，持续存在于公元929—991年间；另一个政权建立在阿勒颇地区，存在于公元944—1003年间。在此期间，两个国家都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政治人才。但最为名声显赫的君主，当属阿勒颇的赛夫·阿尔-道拉。他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一生都在保卫叙利亚，不断抵抗拜占庭的侵袭。当时，伊斯兰教的其他君王们对于“圣战”都漠不关心。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面对来势汹汹的拜占庭军队，赛夫·阿尔-道拉英勇无畏，大义凛然地投入战斗。在斗争的间歇期间，他也会写下动人的诗篇。因此，我们才能欣赏到这位仿佛位居彩虹之上的武士的作品。除了自己动笔写诗外，赛夫·阿尔-道拉还带领着堂弟，也就是他的副官阿布-菲拉斯·哈姆丹尼一起写作。这种将战争和文学荣誉结合起来的意志，始终支撑着他们继续战斗。在一次长期被俘虏的经历中，阿布-菲拉斯·哈姆丹尼写下了一些战争悲歌，希望以此慰藉自己的内心。那优美的作品并未在时间流逝中褪色，反而一直流传至今。

赛夫·阿尔-道拉曾下令在阿勒颇地区修建宫殿。这位君主爱好写诗作文，所以宫殿渐渐变成了当代杰出作家们的聚会之所，吸引到了不少优秀人才前来投奔。比如著名哲学家埃尔-法拉比，他是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创始人。为了请求赛夫·阿尔-道拉的庇护，这位哲学家不惜千里迢迢从故乡外乌浒河地区赶来。君主亦被这番诚心打动，一直收留庇护他到公元950年去世。

阿拉伯最伟大的诗人埃尔-慕坦纳比，也在赛夫·阿尔-道拉的宫廷中生活过很长时间。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充满了抒情写意的情调。细细品读之下，有一种会让人感觉到既细腻又简练的文风。他的作品主题，大多是反映高贵的叙利亚—阿拉伯社会，试图把握这三百年来文化传承中错综复杂的趋向。

一方面，我们能在埃尔-慕坦纳比的作品中，发现一种奇特的怀疑主义，看到他能反省自己，扮作预言者的幼稚行为。另一方面，他虽然生活在井然有序的宫廷之中，但保留着旧日游牧民族的雄迈精神。比如，他曾经写道：“我是战斗与慷慨赏赐的儿子，是刀与枪的儿子。沙漠与我的诗歌，骆驼的驼鞍与山岳，一直代替了我的父亲与祖先。”在埃尔-慕坦纳比心中，认为赛夫·阿尔-道拉作为一个政权的君主，是值得崇拜的英雄。作为君主的赛夫，常常在对外作战中取得胜利，他能够打败拜占庭军队或者沙漠中的其他阿拉伯“爱弥尔”。在尊崇与仰慕的情绪趋势下，伟大诗人慕坦纳比用火一样热烈的隐喻，颂扬着恩主取得的胜利。除此之外，他还歌颂哈姆丹尼对战败的敌人和俘虏们所给出的宽容优越待遇。

伊斯兰教的埃及：法提马王朝的社会

阿拔斯王朝后期，埃及也像其他行省一样谋求独立。作为哈里发派遣的代表、埃及总督及土耳其雇佣军首领，伊本-吐伦和穆罕默德·伊克希德相继两次要求建立世袭的王朝权力。事实上，他们也先后两次确立了拥有独立政治权的朝廷，统治着埃及和南部叙利亚。第一个政权是吐伦王朝，存在于公元868—905年间；第二个是伊克希王朝，存在于公元935—969年间。和后来的马穆禄克王朝相同，这两个埃及最早的土耳其王朝，同样是以奖励文艺为特色。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开罗的伊本-吐伦清真寺，也论证过它与萨马拉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及其重要性。除此之外，在这座清真寺内，我们还能注意到一种较为次要的、来自叙利亚—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只要仔细观察那柱头上的美丽花纹，就能从中辨识出这种影响。

埃及的土耳其总督们独立后，仍然承认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拥有政治宗主权和宗教上的教主权力。这样的妥协换来了短时间内的相安无事，但平静的水面下其实布满了暗流。公元969年，更为严重的分裂发生了：埃及被法提马王朝^[8]所征服。看似平常的一次政权更迭，实质上隐藏着更大的危机。法提马王朝是一个曾经建立在小阿非利加洲的阿拉伯王朝，但是这个政权并不服从巴格达哈里发的精神权威，反而野心十足地在非洲建立了另一个分裂的哈里发国家，被称为“异端的哈里发国”。除此之外，他们还扛起什叶派的旗帜，高调反抗以阿拔斯王朝为代表的逊尼派正统。法提马王朝的君主阿尔-穆伊兹征服了埃及，并且建都于孚斯塔特，即今日的开罗（米斯尔·埃尔—夸西斯）。之后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世界，尤其是奥美雅王朝治下的西班牙，整体仍然处于两个对立教派的分裂状态中。其中一派力量是巴格达地区的阿拔斯王朝，其实质是逊尼派的哈里发国家，即黑衣大食帝国。另一派力量则是开罗地区的法提马王朝，其实质是什叶派的哈里发国家，即绿衣大食帝国。就其精神辐射的范围来说，亚洲穆斯林多承认阿拔斯王朝的政权；而非洲的穆斯林们多承认法提马王朝的政权。

公元969—1171年，法提马王朝一直统治着埃及，算是一个惠及人民的政府。尽管开罗和巴格达两地都常受到土耳其雇佣军的滋扰，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这个王朝还拥有较为稳固的政局。而且众所周知，这种稳定性应归功于英明的君主和能干的大臣。具体来说，两位哈里发即阿尔-穆伊兹（公元969—975年）和埃尔-阿吉兹（公元975—996年），用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为王朝稳固奠定了基础。而后的11世纪末期，王朝中有诸多英明贤能的亚美尼亚血统的大臣，他们杰出的才能，同样为政局稳固做出了贡献。于是，当时的埃及发展出了空前丰富的农业和商业，甚至能与法老时代和亚历山大时代的水平相媲美。在此基础上，埃及成为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商业中心，且将这种重要地位一直保持到十字军时代。因此，意大利的商人们都习惯到亚历山大城的货栈，来收购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纺织品和香料。

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埃及人民的精神文化水平也发展到了更高层次，尤其是在艺术领域内体现得最为明显。法提马王朝时代的埃及，遍布着诸多有极高研究价值的建筑物。有一些建筑随着时间流逝而损毁，但有一些仍旧保留至今。其中，年代最早的当属开罗地区的埃尔—阿扎尔清真寺。公元970—972年，法提马王朝的将军朱哈尔下令修建这座清真寺。最近，对于这座建筑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说法。根据克列斯维尔和弗洛瑞两位学者的分析，这座建筑只有中央部分是当时所建，剩余部分或是在法提马王朝末叶建成，或是在马穆禄克朝修建，甚至有一部分建筑，还在奥托曼帝国统治时期重修。其中较为古老的建筑部分，是效仿伊本-吐伦清真寺的式样用砖建成。我们很明显能发觉，这部分与年代较新的建筑有所差别。此外，从建筑学的观点来看，我们能从中发现来自突尼斯的影响，比如中央廊道两旁的双排柱子的设计。除此之外，还有原来伊朗文化的影响，比如，柱廊的圆拱和它们中间的拱形神龛设计。学者萨拉丁也参与了对这座清真寺的研究，他从建筑的尖顶设计看到了波斯的形式。公元996—1020年，埃及哈里发埃尔-哈基姆在位。公元990年，统称为哈里发埃尔-哈基姆清真寺的建筑开始修建。公元1012—1013年期间，清真寺的装修才彻底完成。就其整体设计而言，采用了和吐伦清真寺相同的图样和砖材，同时设有一个砖造的圆顶阁。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圆顶阁建在了“密赫拉布”上方的八角形穹隆筒上端。法提马王朝后期的清真寺，在建造时逐渐开始注重使用石材，而不是砖材。例如，公元1125年修建完成的埃尔-阿夸玛尔清真寺的正面建筑。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主题。例如，形成了进口处门楣的内券石，正面深深的“密赫拉布”，和钟乳石状的三角穹隆等。这一切元素都充满了新的活力，在阿尤布朝和马穆禄克朝都得到了无限发展。就装饰物而言，尤其是在石质或木质镶板上的铭刻装饰手法，也有许多预示着当时艺术繁荣的例子。比如，在埃尔-哈基姆清真寺外部正面的石门上，或者，那高高的尖塔上，都能看到华美装饰。还有在埃尔-阿夸玛尔清真寺门口上面，仿佛圆窗一样的某些镂空的屏障上，也有诸多典型的雕饰。在这些雕饰的石工方面，我们也能看到阿拉伯装饰风格的萌芽。

事实上，这种装饰风格，在法提马时代的木刻中就已经成熟，而且，达到了强劲奔放的境界。在开罗的阿拉伯博物馆中，收藏着来自埃尔—阿扎尔清真寺的文物。这座清真寺建成于公元996—1020年，它的大门就是这种风格最早的代表作品。博物馆中还收藏着许多法提马时代从王侯宫殿中得来的刻木镶板，上面的图案多以动物形象为装饰题材。比如，有怪物袭击着鹿类动物，老鹰抓野兔，和面面相对的鸟。而我们都知道，相向着面对的两只动物，是典型的萨珊朝纹章式图案，且这种设计多见于纺织品中。在这些刻木镶板上，还有一些奇异题材：骑士追猎野物，如狮子或野兔的场面，舞蹈和奏乐的场面，和驼背的女人等形象。这些主题较为特别，让人联想到拉伊地区所出土的陶器上的花纹。法提马王朝的哈里发崇尚什叶派教义，举国上下充满自由的氛围，表现在陶器上，便是无所顾忌地使用动物图案的装饰。这种具有特别气质的艺术风格，与过去的萨珊王朝和穆罕默德统治下的波斯艺术相类似。这种相似性，是由相同宗教信仰导致的。因为，什叶派是大部分波斯人所信仰的教派，也赋予了他们相同的精神内核。除此之外，在法提马王朝的青铜器中，也能追寻到这一影响的踪迹。我们都知道，青铜器多被用作是水罐或者香炉。它们的形状大多以动物为主：有的是半鹰半狮的“格里芬”，还有的是普通的鹿、马、狮子、野兔、孔雀等形象。这些青铜文物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坎波·桑托”（圣墓地）的“格里芬”铜器，它高40英寸，现被收藏在意大利比萨。这些法提马王朝的青铜器，与勃布林斯基氏曾收藏过的有诸多相近之处。整体而言，它们都表现出一种“古旧的萨珊王朝式”风格。而且在实质上，这些文物代表着一个过渡阶段，将旧时期波斯艺术与公元9世纪的波斯艺术衔接起来。从这些细节方面，我们能够再一次见证法提马王朝所尊崇的什叶派思想，是如何将伊斯兰教的埃及，与伊朗在艺术上联系在一起的。此外，还有一些小的青铜片遗迹，它们属于公元12世纪时叙利亚北部奥尔图魁德的地方朝廷，同样是埃及与伊朗之间艺术联系的例证。在这些小青铜片上，有许多动物形体的花纹，与萨珊王朝的艺术风格极为相似。法提马时代的动物形青铜器物，其设计风格仍然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它们的形制被其使用目的所限制，在外表风格上却有多种元素。有的器物简洁与雅致兼备，有的器物则端庄华贵，与伊斯兰教艺术中的作品不分伯仲。

□波斯彩瓷碗，早于12世纪

在织造品方面，法提马王朝的产品风格同样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影响。随着十字军东征，法提马王朝的许多织造品流入西方世界。在卢浮宫、维多利亚、阿尔伯特等博物馆中，以及巴黎圣母院和法国各教堂的圣物安置室中，都收藏有那些宝贵的织造品。初期的织造品是属于科普特人的民族工艺品，受到萨珊王朝和拜占庭艺术风格的感染后，渐渐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吉美美术馆所收藏的安蒂诺耶遗迹，可以证明法提马王朝织造品中，来自萨珊王朝和拜占庭艺术风格的影响。萨珊王朝的艺术风格对其的影响，既通过直接途径发挥作用，也通过间接的科普特艺术传播。在法提马王朝的织造品中，常常有许多表现动物题材的作品，将动物形象设计为图案，或者如同纹章式样的姿势。在被阿拉伯征服之前，伊朗文明里边有许多这样的艺术作品。就像我们前文中所列举的那样，这些狮子、鹰、半鹰半狮的“格里芬”和纹章式的鹰的形象，还有那些用更富于自然主义精神所处理的兔或鸟，都被设计成反复循环的样式，都属于伊斯兰教装饰风格的范畴。具体来说，就是那些互相交错，或者连绵漫长的程式化簇叶的花样，以后都将发展为“阿拉伯式样”的艺术。

与其他艺术产品相类似，法提马王朝的陶瓷艺术，也受到了伊朗文化的影响。在伊本-吐伦的时代，萨马拉对阿拔斯王朝的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就像前文中我们在孚斯塔特所感受到的那样。而到了法提马时代，萨马拉已然衰败没落，而且孚斯塔特的地位也远远低于开罗。此后，开罗的陶器工艺，仍然能从波斯的拉伊地区的工场中得到许多有意义的启发与影响。我们能从一些发掘出的文物中，看到开罗和拉伊两地的陶器都具有的元素。比如，有些杯盘上面，雕刻着程式化的簇叶，或花束组成的圆环，都围绕着面向左侧的兔子。同时，这一时期的工匠们，也对动物主题进行了大胆的刻画与处理，尤其是他们所描绘的鸟禽类，如鸭子、鹰等形象。有时，工匠们也会将人物图案作为陶器的装饰物。比如，有一个曾经被毛提奥克斯氏所收藏的杯子，它出土于拉夸地区，现在被收藏在卢浮宫中。根据专家推断，这个杯子的制作年代约在公元10—12世纪之间。在这个珍贵的杯子上面，就描绘有两幅女子的胸像。它整体外观的感觉，让人联想到萨马拉壁画的风格，而这正是意料之中的事。

阿尤布王朝和马穆禄克王朝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文明

美人无法永葆青春，就像王朝无法永远昌盛。11世纪后半叶，法提马王朝的国力逐渐衰微，对于领土的掌控力远不如从前。公元1076年，塞尔柱突厥人在征服波斯之后，又成功夺取了叙利亚本部（大马士革地区）。公元1099年，十字军攻陷了巴勒力斯坦，法提马王朝发起了反击却再无回天之力。最后，突厥人努尔·阿尔统一了叙利亚—伊斯兰教的政权。公元1146—1173年间，他担任了摩索尔和阿勒颇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公元1154年，努尔·阿尔征服了大马士革。他有一位雄才大略的副官，叫作库德·萨拉·阿尔-丁·尤索夫，或者被人们称为萨拉丁。根据史料记载，萨拉丁死于公元1193年，他在生前灭亡了法提马王朝，成为统治埃及的真正主人。在萨拉丁的治理下，埃及于公元1169年恢复了皈依阿拔斯朝的国教。公元1174年，没有停下征伐脚步的萨拉丁，占据了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叙利亚。公元1187年，他继续攻城略地，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和法兰克所占的大部分叙利亚领土。在这个过程中，萨拉丁表现出了极其敏锐的政治能力和卓越的军事能力。他不仅兼具战士和政治家的力量，还怀着一颗虔诚开明、慷慨仁义的心。叙利亚和埃及一直在与十字军争斗，在萨拉丁的统治之下却很快繁荣起来。在萨拉丁死后，他所创建的叙利亚—埃及帝国仍然保存下来，被后世称为阿尤布王朝。虽然，这个王朝曾经历了几次高层统治者内部的分裂，但仍然在乱局之中保持统治稳固。在公元1250年之前，阿尤布王朝始终统治着叙利亚和埃及，并且，出现了几位英明神武的君主，将萨拉丁的功业继续发扬光大。例如马力克·埃尔-卡米尔（公元1218—1238年），他曾经与伊斯拉莫菲尔皇帝腓德烈二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这些睿智开明的君主领导之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种势力才能互相了解，达到和谐融洽的程度。在文化知识方面，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们，采用自由主义的政策，显示出包容的胸怀和气度。因此，阿尤布王朝骑士与法兰克骑士才能彼此尊重理解，并且有着惺惺相惜的感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萨拉丁王朝的苏丹们，和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们，能够怀着善意互相了解，在政治上缔结盟约、守望相助。除此之外的诸多领域中，那时的叙利亚和埃及都迎来了黄金时代，孕育出让人惊叹的灿烂文明。比如，在今天的开罗、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地区，都存在着属于那一时代的伟大建筑物。

自古以来，权力与地位就是被人们竞相追逐的奢侈品，战争与灾祸大多因此而出现。公元1250年，阿尤布王朝被武力推翻，马穆禄克王朝取而代之。这个新出现的王朝军队主要由雇佣军组成，血统以突厥人或者赛加西亚人为主。他们原本是阿尤布王朝苏丹的禁卫军，是从伊斯兰教统治下的俄罗斯和高加索的奴隶市场买来的。马穆禄克王朝的统治者很快自立为苏丹，将阿尤布王室的成员都废黜。这个新王朝的政权存续了两百余年，统治着叙利亚和埃及。学者们将马穆禄克王朝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巴里·马穆禄克时期，其年代约在公元1350—1390年；另一个是布尔吉·马穆禄克时期，其年代约在公元1382—1517年。一个王朝的终结常常伴随着另一股势力的崛起，公元1517年，奥托曼征服并取代了马穆禄克王朝。因为出身的特殊，马穆禄克人常被称为“奴隶君王”。实际上，这个政权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王朝”，因为前任苏丹君主的权力通常没有传给儿子，反而落入了实力强悍的军士手中。两位苏丹毕巴尔斯（公元1260—1277年）和夸拉翁（公元1279—1290年）消灭了叙利亚地区的法兰克残余势力，成功抵制了蒙古人的入侵。这些君主有着专横暴戾的性格，在艺术方面却十分开明与包容，愿意付出精力扶持文化发展。总体来说，这个贵族阶层充满了矛盾的个性，他们既怠惰又好战、既凶残又文雅、既自负又骄傲。反观他们给后世留下的痕迹，不仅包括沙场上的赫赫战功，还有在华丽宫室中的奢靡享乐，以及在建筑物艺术上的惊人成就。

在艺术文明方面，东方世界的确继承了来自那个时代的宝贵遗产。换言之，在阿尤布王朝和马穆禄克王朝，阿拉伯艺术终于迎来了最高峰。从叙利亚地区发掘出的遗迹来看，明显能得出一个结论，即阿尤布王朝的建筑物，具有刚健明快的特点。这些建筑物都采用了坚固、优美和耐用的材料，具有经久耐磨的优质属性。因此，就算只用最简单的装饰主题，也能呈现出典雅和细致的风格，令人回味无穷。再加上那遒劲有力且生机勃勃的线条，更加会显得其整体具有恢宏瑰丽的意境。众所周知，阿尤布王朝是反抗十字军的时代，尤其在叙利亚地区，更是伟大的阿拉伯时代。在那一时期，艺术家们表现出的风格，大多充满了如史诗一般壮丽多姿的色彩。在阿尤布王朝建立之后，随之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人们称之为“玛德拉萨”，即学校式样的清真寺。其特殊之处在于，整体的平面布置仿佛一个十字形。显然，这种创意的灵感，是受到了神学方面的启发。具体来说，在以法提马王朝为代表的什叶派被逐出埃及之后，宗教界的势力想要巩固正宗的逊尼派的地位。恰好，逊尼派有四个分支，对应在“玛德拉萨”中的位置，仿佛一个“十”字。除此之外，阿尤布王朝还重修了过去几个世纪存留下的伟大建筑遗迹。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有：开罗的阿姆尔清真寺、耶路撒冷的库巴特·埃尔-萨克拉清真寺和大马士革的城寨^[9]等。我们可以说，在建筑物修复方面，阿尤布王朝为后来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而后的马穆禄克王朝也效仿此法，重建了年久失修的建筑物遗迹。比如，苏丹毕巴尔斯下令重建了阿勒颇地区的城砦。同时，马穆禄克王朝也兴建了许多自己的建筑物，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毕巴尔斯陵，同时它也是大马士革城中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

自公元1285年起，在开罗的土地上，就开始了一项巨大的工程。这正是苏丹夸拉翁的旨意，他想要建造一个建筑物群落，主要包括一座清真寺、一座陵墓和一所医院。这座清真寺的设计十分精细，以后我们还会在巴尔库克清真寺看到同样的设计样式。它包括一个长方形的殿堂，沿着各边有两道列柱回廊。殿堂顶部的藻井大方美观，显得与礼拜寺一样巍峨。公元1362年，苏丹哈珊清真寺正式竣工。这座清真寺整体具有明显的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式风格，而且，萨拉丁氏曾给出极高的评价，认为其设计式样在十字形建筑中是最为优美典雅的。他还描述了这座清真寺的布局细节：“它的中央有一座大庭院，设有沐浴所用的泉亭。在中庭的东面有宽阔的廊殿，形成了礼拜堂的本体，上面设计有尖拱。加上其余三个方向的廊殿，共同形成了一个十字形的建筑。在这座廊殿的两个方向之间，都会有一个较小的中庭和学生宿舍。这使正统教派的四个支流融洽地组合成一个十字图形。”总体看来，这座寺宏伟庄严且不失典雅大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远远看去，有两个高耸入云端的八角形尖塔静默地矗立着。其中较高的那一座尖塔，高度约180英尺，共分为上、中、下三层。在清真寺外侧的墙壁上装饰着高高的平整的石壁面，恰好将垂直的窗子一层层分开。仅用较为简单的处理手法，却产生了令人难忘的效果。虽然整体的建筑中没有彩色装饰，只是用灰色石块为主体，却营造出一种严肃端庄，且不失美感的雄伟气氛。这种设计显示出阿尤布王朝和马穆禄克王朝统治下的艺术文明中蕴含的独特美感。也正是如此，叙利亚—埃及艺术才能在建筑方面取得不俗的口碑。在君士坦丁堡的奥托曼帝国，那最为名垂不朽的建筑，也仅能与叙利亚—埃及艺术中的清真寺不分伯仲。

论及布尔吉·马穆禄克王朝的建筑，首先要提及的是建在开罗城城内的苏丹巴尔库克清真寺。与前面提到的其他清真寺一样，这座清真寺的平面布局，同样呈现“十”字形。值得一提的是，巴尔库克清真寺在室内设计中，有个特别之处，即做礼拜所用的廊殿，几乎和中庭一样宽阔。而且与基督教教堂类似的是，这座清真寺整个室内分为了三条廊道。在装饰方面，这座清真寺的内部设计有大理石嵌板和彩色玻璃窗。如果我们抬头看，还能在天花板上发现互相交织着的玫瑰花饰。除此之外，还有钟乳石形状的橹板。第二座巴尔库克清真寺，被用作这位君王的陵墓，位置在城外。建筑物正面的外壁用明暗相间的层石堆砌而成。同时，在苏丹和他儿子寝墓的大殿上，还有一个圆顶阁。在它的内部装饰着精美的三角穹隆，以钟乳石形状为主，具有简洁质朴的特点。在这座建筑物中，我们能看到一种雄劲刚健的艺术风格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在叙利亚地区的阿尤布王朝，各派艺术都有这样的传统。到了布尔吉王朝的末代，艺术家们仍旧发挥了出色的创作才能，孕育出许多罕见的、兼具典雅与精致的作品。比如，苏丹夸伊特-比（公元1468—1495年）清真寺遗址和苏丹宽苏·埃尔-古里（1500—1516年）清真寺遗址。与前面提到的清真寺相同的是，夸伊特-比清真寺内也有“学校”，其平面结构也是十字形。除此之外，这座清真寺还包括礼拜寺本身、一座陵墓和一个泉亭。当我们走到这座建筑物面前时，最先看到的，一定是红白两色相间的外壁，整体装饰效果令人惊叹。在其正门有花岗岩材质的门楣，周围装饰有奇特的回纹图案。这种图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用白色大理石内部镶嵌着黑色大理石组成的。一路向上观察，我们能发现门楣上承接着圆拱，而圆拱的上端则是凸起的形状。而且，圆拱内部的石头，并非是纯粹的一种颜色，而是黑白相间的，这种双重色彩的组合，给人以和谐美好的感觉。除此之外，考古学家们还注意到了，建筑设计中秀丽的尖塔和圆顶阁所构成的平衡感。圆顶阁的表面，装饰着许多簇叶和玫瑰花的图案，就像一张网一样，整体远观，仿佛一个没有面颊的头盔。这座礼拜堂，把阿拉伯艺术的美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将其精致优美的风格集中展现出来。这座规模庞大的礼堂承载着人们最美好的祝福，也唤醒了灾厄，带来死亡。公元1517年，这座清真寺落成几年之后，奥托曼帝国的铁蹄覆灭了整个马穆禄克王朝。相比之下，夸伊特-比的陵墓则具有典雅壮丽的特色，但是却少了一些生命力。尤其是与前文中提到的各大建筑物相比较，它少了许多不该缺失的气象。发展至后来，这种精致的艺术，已经有太多的规矩。我们能在每个技巧娴熟的艺术家背后，看到诸多需要遵循和作为依据的法则。

□夸伊特-比清真寺，开罗近郊

王朝在战乱中倾覆，艺术的灵魂却始终活在时光的深处。在外族人的统治下，阿拉伯建筑的伟大传统仍在埃及和叙利亚等地区不断传承。大马士革的一些建筑物就能证明这种艺术风格的强韧活力。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历数，能发现许多例子。比如，公元1554年，苏里曼大帝下令修建了泰基亚清真寺；公元1571年，德尔维希亚清真寺建成；公元1585年，希纳米亚清真寺建成；公元18世纪，阿泽姆宫建成。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学界赫赫有名的法兰西伊斯兰教考古美术学会，就坐落在大马士革地区的希纳米亚清真寺。我们在这里有幸观赏到的这些珍贵的伊斯兰教建筑物的优美照片，均来自该学会已故会长德劳瑞氏的特别赠予。

前面我们将目光集中在伊斯兰教建筑物的整体上，鉴赏了它们独特优美的风格。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建筑物同样拥有着瑰丽别致的装潢彩饰。这种装饰的美感，是整体建筑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批评家米基昂氏曾给出这样的论述：“在全部的装饰中，我们发现对花叶主题的普遍处理方法，是将程式化的花朵作为圆环，围绕着中心的蓓蕾……只要提及石头上装饰的雕刻题材，不管是几何图形的，或者是阿拉伯式蔓藤花纹，以及来自其他任何地区的图案，都比不过夸伊特-比寺院中的图案美妙。”

法提马王朝为后世的艺术发展，提供了诸多美妙的启发。比如，在那个时代的艺术装饰法则基础上，后世的阿尤布王朝和马穆禄克王朝艺术家们发展出了木刻。同样地，批评家米基昂氏也发表了他的看法：“在这个时代，两层木雕技术发展得最为美丽。顾名思义，这种艺术指的是，将一层浅浮雕作为装饰背景，在它的基础上，又凸出一层高浮雕，通常是布局淡雅的花卉图案或者几何图形。”实际上在法提马王朝时，木工的技艺远未成熟。他们虽然能在花卉装饰上雕刻出优美的格子花纹，却略显得杂乱无章。而到了阿尤布王朝，艺术家们能更好地处理技法与题材的关系。他们能够把优美的图案与花纹镶嵌在宽粗挺拔、端庄严谨的几何线条上，整体看起来十分浑厚雄健，给人一种稳妥鲜明的感觉。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论证这一点。比如，公元1178年，建于开罗地区的“伊玛目”（教长）阿尔-苏菲伊纪念碑；公元1193年，建于大马士革的萨拉丁纪念碑；公元1216年，建于开罗的“伊密尔”塔里布纪念碑。其中，“伊密尔”塔里布纪念碑的部分遗迹，被收藏于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中。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提及一本书，即于1927年在巴黎出版的、由米基昂氏所写的第二版《伊斯兰教艺术手册——造型工艺及工业》。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伊密尔”塔里布纪念碑的实物图片。我们能从这些图片的具体细节中，感受到这种既华丽简洁，又不失刚健生动的艺术风格，并且，对它有一定的概念性了解。在马穆禄克王朝，艺术家们不仅巧妙设计出簇叶和玫瑰花图样，而且采用了着色的木材来表现。整体的艺术风格更加华丽多彩，绝佳地发扬出线条的美感，甚至有些过分细腻。收藏于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中的夸伊特-比清真寺的“明巴尔”，即讲经台，便是这种艺术风格的最佳代表作品。从清真寺门上的铜铸装饰也能看出，马穆禄克王朝艺术家们表现的阿拉伯风格与其特有的华美壮丽。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那些勾连状或蔓延状的程式化簇叶花纹中，有着生动活泼的动物图形。根据前文所言，法提马王朝艺术的整体是正统规矩的，但其中也有奔放不羁的元素。而这些动物图形生机勃勃，正符合了这种说法。

□金属嵌花之铜烛台，13世纪

除了以上所述，阿尤布和马穆禄克两代王朝的艺术家们还为后世留下了其他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我们要提到的一种较为严肃的艺术，即那时工匠们打造的武器、铁器和铜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铜质用具，比如，水罐、瓶、盆、浅盘、香炉、灯架、被用来放置《古兰经》的铜盒和小桌“库尔西”。尽管这些物品的装饰题材繁多华丽，却因其材质特殊而有着雄健典雅的外形设计。它们能够承受如此繁复的装饰，却不显得过分笨重。那些遒劲有力的“库发式”花样字体、连绵的程式化的簇叶图案、交织错杂的玫瑰花纹、阿拉伯式的藤蔓花纹，和偶然可以看到的纹章式图案，都体现出一种稳妥凝重的风格，且不失生动活泼。它们在观赏者眼中，堪称为赏心悦目。这些繁复的图案里隐藏着的处理手法，正是阿拉伯装饰风格的秘诀所在。在马穆禄克王朝的清真寺中，我们能从那雕花上色的玻璃灯上，看出这种风格的华美与精致。

最后要提及的，是马穆禄克王朝的陶器作品，我们对此长期没有完全确定的认识。近年来，由于德劳瑞氏在大马士革的巴布·阿尔—沙奎地区的发掘成果，我们才能对那一时期的陶器拥有更多了解和精准认识。马穆禄克王朝的陶器作品，是从奥托曼帝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叙利亚—埃及风格的陶器。此后的公元16世纪，这种风格又开始在大马士革的精美陶器制品中，获得了新生。大马士革考古美术学会的学者们正在埋头研究，理清陶器的流派及其发展脉络。

在前文中，我们循着时间的线索，先后阐述了东方阿拉伯艺术的演进过程。那么能否挑选出一个最为重要的时代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能够毫无犹疑地给出答案。公元13世纪，即阿尤布王朝和马穆禄克王朝初期，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两个地区出现的建筑物，就是东方的阿拉伯古典艺术的代表作品。毋庸置疑，那个佳作频出的时代，就是最为重要的时代。我们以大马士革的建筑物来举例，不管是萨拉丁、科克布里、萨伊夫·阿尔-丁、阿尔-阿迪尔和毕巴尔斯等人的陵墓，还是夸玛利的“玛丽斯塔姆”（医院）和“宝泉”，都全面生动地展示了伊斯兰教艺术的绝美特色。在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土地上，能够达到如此非凡境界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可谓是屈指可数。即使是西班牙、埃及或者波斯各派中的作品，也都未曾达到如此境界。阿拉伯艺术以单纯、坚实和雄健为主要风格，时时处处显露出阳刚的美感，并在实际上遵循结构设计美感的原则。

事实上，阿尤布王朝的艺术家们，兼具建筑设计师与装饰家的身份。他们极其懂得平衡的真正价值，并以此为宗旨，去雕琢优美的材质，将美的感觉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走到这些建筑物的正面，就能看出大师们的造诣所在。他们经常使用雕凿的拱门，并将其边缘打磨得十分整齐，仿佛是用刀裁过的一般。看那些镶嵌在拱门周围的，有粗凸浮雕的花边，布满了简单有力、气势雄健的线条。虽然，制作材料是刚硬严肃的，但经过大师们的雕凿，就能发挥出巨大的装饰价值。在观赏者眼中，建筑物正面的拱门，仿佛是人脸在露出微笑。而拱门里面，那些如同蜂房形状的钟乳石，却是凝重端庄且严谨的材料。与后期的马穆禄克王朝的艺术作品相比，这种材料在使用风格上并没有矫揉造作的美术趣味。而且，我们能从石刻或木刻的“库发”式花样字体中看出端庄骄傲的美感和雄武的气概。无论后世有多少杰出的作品，也不管大马士革临近的地区或城市有多么优美的建筑，它们都不能与阿尤布王朝的建筑物遗迹相比。在这些伟大遗迹面前，其余一切作品只不过是些浅薄的设计，或者潦草应付的砖石，都缺乏能够永恒流传的元素。

[1]贝都因人：也称贝督因人，意为在荒漠上寻找水草而居住的游牧民，是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分布在西亚和北非广阔的沙漠和荒原地带，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他们剽悍、骁勇、顽强，先知穆罕默德传教期间，贝都因人纷纷皈依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及其后来哈里发政权向外扩张的基本力量，属逊尼派穆斯林。

[2]古莱氏族：阿拉伯民族中最尊贵的氏族，穆罕默德与后世的哈里发均为古莱氏族，全族几乎人人都从事经商活动。古莱氏一词，是货币的意思。

[3]哈里发：意为“代理人”“继承者”“安拉的使者”。《古兰经》里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哈里发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为伊斯兰阿拉伯国家最高的政治，宗教领袖。穆罕默德逝世后，由于生前未指定继承人，依据伊斯兰继任原则，将与他有非常亲密关系的四个人选举为最初的继任者，依次为阿布·巴克、奥玛尔、奥斯曼、阿里，史称“四大正统哈里发”。他们继承或代行先知的职能来管理国家和教务，但并不具有先知和使者的特权和地位。伍麦叶王朝开始后，哈里发制度便转变为世袭制。

[4]阿拔斯王朝：亦称东阿拉伯帝国，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命名，是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它取代了奥美雅王朝，定都巴格达，是一个极其强盛的阿拉伯帝国，其经济文化十分发达，鼎盛时期，它的疆土面积达1260万平方公里。在王朝的统治期间，中世纪的伊斯兰教世界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哈琅·埃尔-赖世德和玛蒙统治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后被蒙古旭烈兀西征所灭。古代中国史籍中称之为黑衣大食。

[5]伊玛目：最早来源于对穆斯林祈祷主持人的尊称，意为领拜师，是负责带领穆斯林大众做礼拜的人。伊玛目是被当时穆斯林大众主动赋予的尊称。但他们不是神职人员，做此项工作也没有收入（相当于义工）。在四大哈里发时代之后，少数派（什叶派）伊玛目是专指伊斯兰宗教团体组织内地位最高的领导人，是宗教思想的领袖，多数派（逊尼派）一般用伊玛目称呼教义学、教法学、圣训学、经注学、哲学等领域的高级学者，以及各伊斯兰学派思想、理论的奠基人和其中的权威学者。但他们与普通学者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有所谓的减罪功能。因此，在历史上，多数派（逊尼派）内部有很多阿訇（教师）被称为伊玛目。什叶派在历史上形成了十二伊玛目一说，其他的还有七伊玛目等学说。伊斯兰繁盛时代的早期，多数派（逊尼派）和少数派（什叶派）都曾用伊玛目一词尊称伊斯兰国家或地区的行政首脑，也就是哈里发，以及一些知名的将领、学者。

[6]哈琅·埃尔-赖世德：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一位文武双全的君王，他通晓伊斯兰教义、教法，酷爱哲学、诗歌、音乐。他在统治期间，曾两次率军远征拜占庭帝国。哈琅·埃尔-赖世德铲除了巴玛基德家族的势力，促进了阿拔斯王朝与法兰西和中国唐朝间的友好交往，并进行了十分频繁的贸易和文化往来。这个时期，阿拔斯王朝的经济十分繁荣，文学、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他对各地的诗人、学者和艺术家，均给予支持、鼓励和庇护，使他们过着优裕的生活，不受民族和宗教信仰的限制，享有极大的学术自由。这时，是阿拔斯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后来，他在领兵前往镇压叛乱的途中，染病身亡。在《一千零一夜》中，哈琅·埃尔-赖世德被美化成了一位贤明、公正、爱民如子、热爱艺术的哈里发。

[7]爱弥尔：又作“艾弥尔”或“埃米尔”，是阿拉伯国家贵族的头衔，原意为“受命的人”“掌权者”，通指穆斯林国家的高级官职。意即“亲王”“头人”“领袖”“司令官”“首相”等。突厥在历史上亦曾使用过这个封号。现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元首仍然采用这一称号。

[8]法提马王朝：又名法蒂玛王朝，以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得名，是中世纪伊斯兰教什叶派在北非及中东建立的世袭封建王朝。西方文献称之为南萨拉森帝国，建都马赫迪亚后迁都开罗。法蒂玛王朝曾是繁荣富强的帝国，在当时，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十分发达，伊斯兰教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王朝在各地修建了大量的清真寺，王朝中后期，哈里发放弃了过去宽容的宗教政策，开始残酷迫害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并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后来，大臣萨拉丁发动了政变，推翻了法蒂玛王朝，建立尤布王朝。因其旗帜、服饰尚绿，故中国史书称“绿衣大食”。

[9]城寨：具有用于军事防守的围墙和栏栅的城池、城镇。

声明：本文内容均来自互联网，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有侵权，联系站长。本文网址：https://www.bituoky.com/dianyingzixun/113424.html，文章标题：性格少数派(少数派捷径库)